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》網絡爆火后，快遞員胡安焉首部非虛構作品集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近日出版，記錄了一個快遞小哥平凡崗位的成長歷程，真誠感人，令人淚目。
北京市通州區高樓金小區總共有16棟樓，其中1號樓到7號樓住的是回遷村民，8號樓到16號樓是外來的租客。回遷樓的快件都很好送，他們是本地人，白天有老人在家，即便碰到外出買菜，快件也可以放在門邊或水電井里。
因為村民們彼此熟識，鄰里間會互相關照，連貼小廣告的都不敢上去，怕被樓里的老人逮住。相對地，租客住的幾棟樓就魚龍混雜，他們大多是北漂的年輕人，有的還是合租戶，白天都去上班后，屋里就沒有人了。住戶之間彼此不認識，樓里進出的陌生人也多，快件很容易丟失。
| 01一半穩定一半老換人
我剛到高樓金的時候，同組的一個同事就讓我送8號樓到16號樓，他自己送1號樓到7號樓。于是我每天送半個高樓金、一個新城樂居，加影視城工地，三個分開的地方來回跑，經常疲于奔命、氣急敗壞。
漸漸地，我在工作中陷入一種負面情緒里。我發現小區有的好送有的不好送，誰送了好送的別人就得送不好送的，同事之間就像零和博弈——要不就你好，要不就我好，但不能大家都好。
剛來的時候，誰都是從最爛的小區送起，有的人因此走了，有的人沒走。沒走的人可能會換到好一點兒的小區，最后得到好送的小區的人會長久留下來，剩下不好送的小區就讓新人去送。新人剛來時一般都不會太計較，但逐漸地就會察覺到其中的不公平。
這種心態的轉變一般只需要一兩個月，甚至更短。假如遲遲沒有改變的機會，新人就會離開。于是小組里總有一半的人雷打不動，另一半的人卻換個不停。
其實在當時我就已經察覺到，工作中的處境正在一點點地改變我，令我變得更急躁、易怒，更沒有責任心，總之做不到原本我對自己的要求，而且也不想做到了。這些改變有時會讓我覺得痛快，我痛快的時候就不太能感覺到煩躁和不滿。
比如有次我罵了一個不認識的婦女——我很少罵人，因此印象特別深刻。
平常我們在小區里送貨，一般離開三輪車時都不會拔下鑰匙，因為每天上百次地插拔鑰匙很浪費時間，也沒有實際意義，小區里沒人會偷快遞車。有天我搬一箱快件上樓，才剛走到二樓，無意中朝樓道的窗口外瞟了一眼，看見一個五六十歲的婦女，把她三歲多的娃娃抱到我的駕駛座上玩耍。
娃娃的雙手扶在了車把上，模仿在開車的樣子。可我知道他只要輕輕一擰，車就真的會往前沖出去——我嚇得趕緊撂下快件往樓下跑。當時我組里的一個同事，因為上樓時忘拉手剎，三輪車被大風刮跑了，蹭到了旁邊的一輛小轎車，最后賠了1600元。
我不敢想象一個小娃娃啟動了我的三輪車會造成什么破壞和傷害——他可能會撞到停在前面的轎車，那是我賠不起的，也可能會剮到行人，或更糟糕，他自己從車座上摔下來，被車輪碾過……想到這里我幾乎要眼前一黑了。
我很生氣地罵了那個婦女，她只訕訕地看著我，我還記得我說她：“小孩子不懂事，難道大人也不懂事嗎?！”——這其實是我在葛優主演的一部電影里聽來的臺詞。
對快遞員來說，賠錢是家常便飯。大多數時候是由于丟件，但也有別的情況。當時高樓金有個快遞小哥，在小區里三輪車開得太快，避讓一個孕婦時，車子側翻摔倒，前擋風罩脫落碎裂。孕婦雖然沒被撞到，但受了驚嚇。他修車加賠償人家花了近2000元，當即就決定辭職不干了。
我還記得事后他瞪大眼和我說“我已經不干了”時心有余悸的表情，他受到的驚嚇可能不比那個孕婦小。我聽說過的金額最大也最離奇的賠償，發生在臨河里路的方恒東景小區。一個快遞員在把快件塞進消防栓時，水管或接頭被他弄壞了，水噴出來灌進電梯井里，導致電機損壞，最后賠了三萬元錢。
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發自內心地喜歡送快遞。就算有，大概也是罕見的。反正我和我認識的快遞員都不是那種人。一般來說，只有在發工資的時候，我才會感覺自己付出的勞動值得，而不是在比如說客戶露出感激的表情或口頭表達謝意的時候——雖說那種時候我也很欣慰。
| 02上廁所都算到成本里
我給自己算了一筆賬：在我們周圍一帶，快遞員和送餐員在不包吃住的情況下，平均工資是7000元左右。這是由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強度決定的，是長年累月自然形成的市場行情。低于這個報酬，勞動力就會流動到其他地區或其他工種。
那么按照我每個月工作26天算，日薪就是270元。這就是我的勞動價值——我避免用“身價”這個詞。我每天工作11個小時，其中早上到站點后卸貨、分揀和裝車花去一個小時，去往各小區的路上總共花去一個小時，這些是我的固定成本。
那么剩下用來派件的9個小時里，我每個小時就得產出30元，平均每分鐘產出0.5元。反過來看，這就是我的時間成本。我派一個件平均得到2元，那么我必須每四分鐘派出一個快件才不至于虧本。如果達不到，我就該考慮換一份工作了。
漸漸地，我習慣了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待問題，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時間。比如說，因為我的每分鐘值0.5元，所以我小個便的成本是1元，哪怕公廁是免費的，但我花費了兩分鐘時間。
我吃一頓午飯要花20分鐘——其中10分鐘用于等餐——時間成本就是10元，假如一份蓋澆飯賣15元，加起來就是25元，這對我來說太奢侈了!所以我經常不吃午飯。為了減少上廁所，我早上也幾乎不喝水。
在派件的時候，假如收件人不在家——工作日的白天約有一半的住宅沒人——我花一分鐘打個電話，除支出0.1元的話費外，還付出了0.5元的時間成本。假如收件人要求把快件放去快遞柜，我將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，而且往快遞柜里放一個快件，平均還要付0.4元，那么這筆買賣我就虧本了。
如果收件人要求改天再送到家里，我將虧損更多——不僅打了電話，還將付出雙倍的勞動時間。這些還只是順利的情況。假如電話沒人接聽，我將在等待中白白浪費一分鐘，也就是0.5元。還有的電話打通后就很難掛掉，客戶百折不撓地提出各種我滿足不了的要求。
有時打完一個電話后，花去的時間成本已經超過了派件費，可這快件還在手上沒送出去。
比如有一次，還是在玉蘭灣，我在客戶預約的時間上門取一件唯品會的退貨，但客戶并不在家。電話接通后，是一個親切的中年女聲，她說要晚上七點后才到家，讓我到時再過來。不過七點后我已經下班了，所以我讓她把預約時間改到第二天。可是她又說，明天也是七點后到家，她每天都是這個時間。
我說：“如果是這樣的話，建議您把退貨帶到工作的地方退。”可是她告訴我，她在醫院上班，工作的時候不方便處理私事。像這種情況，她只能自己把退貨寄回了，唯品會的上門攬退不支持夜間預約。
不過那樣她會有點兒麻煩，因為玉蘭灣的快遞員除S公司的以外，其余的都不上門收件。但S公司的運費遠高于平臺補償的10元，大多數人并不愿意發S公司。而發其他快遞，她要自己帶去快遞站寄，她不一定能找到，或者不愿意費這個勁兒。
相比而言，在電話里動員我是更省心的解決辦法。何況她顯然是個樂于溝通的人，相信凡事只要爭取就有可能。
在我拒絕了她的幾個提議后，她問我能不能下了班吃過晚飯之后，到玉蘭灣散步，順便把她的退貨取了。她始終保持著良好的溝通態度，措辭很得體，語調溫婉，富有感染力，簡直無可挑剔。
不過，晚上到她的小區去并不像她說的那么詩情畫意，我來回得花上一個小時，還得忍受一路的交通擁堵、喇叭、廢氣、紅綠燈……誰會選擇散這么個步，而不留在家里休息和陪伴家人?再說從經濟角度考慮，專門為她的一個訂單跑一趟也很不明智。我們收一個退貨的提成是3.5元，我當然不想花一個小時掙3.5元，而且還是在加班的情況下。
或許她自己是個工作狂，義無反顧地愿意為工作付出和犧牲，而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，她認為我理應和她一樣。
可是我的覺悟沒有達到她的水平，而且我還想反過來建議她：不如你晚上吃了飯出來散個步，順便找個快遞站把退貨寄掉。當然我沒有真的這么說，我隨便找了個理由拒絕了她。
后來我還給她送過幾次貨，面對面的時候她仍然很禮貌，絲毫沒有因為我曾拒絕過她而心存芥蒂，或者起碼沒讓我感覺出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