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行都坐在安靜的辦公室里，只有楊勇背后車流滾滾。視頻會上，他要回答網點的簽收率、投訴率等等問題，不能把麥關掉，人聲跟汽笛混成嘈雜的背景音。大年初五，連他在內，網點的3個領導都成了快遞員，一直滿街跑。

快遞員和管理的工作都要做，楊勇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。好不容易坐上辦公室，現在又回去跑，很多熟人來問，你怎么去送快遞了？他聽了心里難受。以前在工地，他什么活都干過，后來行業不好，也太累，5年前被朋友介紹去做物流——沒有學歷和技術要求。

這里屬于湖北十堰鄖陽區一個物流公司，承包韻達和極兔快遞，有11個驛站可以合作。“新規”還沒完全落實，同事們已經開始擔驚受怕。為了節省時間，楊勇跟另兩位領導先篩選出近5%的高頻投訴者，跟快遞員一再申明：這些人必須主動打電話確認，其他還是放驛站。

“今年太嚴重了。”暴雪加上春節，快遞積壓到正常量的3倍，楊勇從去年年底就開始招人，到現在，十幾個人的空缺還填不滿。周圍有驛站因為“新規”招不到人關了門，留下的快遞員普遍40歲左右，有的已經干了七八年了，這時候“一個人要干三個人的活兒”。

之前春節后只會走一兩個人，楊勇隨便發個招聘，要求是18-30歲，電話響個不停，一周之內就會補齊。現在不設年齡上限，他有陣子天天在快手、抖音、朋友圈、企業公號發，甚至在出租車和公交車上貼廣告，手機還是靜悄悄的。

“累啊，連我都想辭職，沒辦法，為了生活。”楊勇說，朋友們勸，別干了，但這幾年做什么都不掙錢，他也不想欠人情。難受時，他停在路邊抽煙，看看漢江水。“咋搞啊，今年還干得下去嗎？”

家里每個月開銷四五千，他工資和快遞員差不多，就多了社保。妻子做倉管，工資不高，常擔心公司倒閉。女兒剛上大一，兒子下半年就升初三了，都住校，生活費低不了。前兩年，楊勇還在朋友圈打廣告賣酒，賺些小錢補貼家用，今年沒時間賣了。

他算了筆帳：快遞公司每單給到1.3元，但物流公司去武漢拉回貨，運費、分揀人員、場地費、后勤等每單成本兩三毛，再付快遞員每單7毛，放快遞柜的話還得減去兩三毛。

“單量多了，競爭性太大。”按他的說法，錢被快遞公司賺去，給他們的價格每一年都在降。現在這個情況，快遞員慢慢都走了，被投訴后的罰款最終由物流公司承擔，很快就會倒閉。網點里的兩個驛站，此前就因為投訴已經運營不正常。

●3月8日下午，北方一家農村超市里的快遞。

據多位快遞員反饋，由于“三通一達”的價格較低，是大部分商家的首選。這樣一來，單量高，又沒有規定送貨上門，即便派費低，他們之前也愿意去多干多得。但從幾個網點的現狀來看，“新規”后，辭職的也多是這些公司的年輕快遞員。

3月7日下午，在北方一線城市某站點，“三通一達”的人相比起其他快遞公司，明顯更少，也更忙亂。鐵皮大棚下，大風刮起塵土，快遞員匆匆從履帶上取下自己片區的快遞，逐一掃碼，再按樓棟順序搬到三輪車里。

一個中通快遞的負責人指著兩臺機器，介紹起應對技巧——這是今年花了兩萬塊新買的智能化掃碼設備，可以節省兩個人力成本。他們從去年底就難招人，至今還有4個人的缺口。以往新人來了，沒空缺，也愿意等著。

網點是加盟的，除了意外險，沒有社保。負責人說，雖然爬樓的件每單提高到了一塊三四，但太累了。幾天前，終于有兩個快40歲的女工來應聘，說之前的工廠不好干，就出來了。她們爬樓送上去，暈得腦子亂了，送錯了整棟樓，干兩天就走了。

留下的幾乎是為生計所困的中年男人，父母老了，婚育、孩子都是壓力，雖然承接了更大的單量壓力，但“不敢走”。

在這座城市的一家郊區網點，快遞員大部分40歲上下。老員工高旭東4年前入職，很快就做了片區承包，負責二十幾個村子和十來家公司和單位，每天有1200多單。他雇過個臨時工小伙子，對方有糖尿病，沒辦法長時間工作，之前每天送300單還勉強能撐住，這次直接辭職回老家了。

傳送帶轟轟吼叫，像是卡著痰的老煙嗓。包裹一起一落，帶著灰塵在飛。沒人顧得這些，更別提空氣中的牛糞味，個個緊盯傳送帶上包裹的號，是自己片區的立馬要拿下來。每個人至少二三百件，很難獨自搞定，要找網點后勤和臨時工來幫忙分揀。

現在就一個人分揀裝貨，高旭東直到下午4點才出網點，是最后一個離開的快遞員。麻煩還在后面，去田地深處幾戶獨院的小路沒有指示牌，七拐八繞，只為了送一件。還有的習慣了寫某個公司名作為地址，但公司其實早就搬走了，得考驗快遞員的經驗——不熟悉的時候，他一天只能送一百多單。

●高旭東往村里送快遞。

高旭東不打算辭職，因為還要給兒子掙彩禮和婚房。父母也是這樣過來的，用打工的積蓄，在老家給他蓋了婚房。后來父親酒駕出車禍去世，他再也沒回去，一天都沒住過那房子，一直在外拼，“要是（生的是）閨女，有這情況我早不干了。”

周五是高旭東最興奮的日子，要接11歲的兒子回家過周末。小孩寄宿在臨近城市一所“追分學校”——他只知道高分數能讓兒子脫離打工命運，“除了學習上我收拾他以外，什么都得聽他的。”家里已經備好榴蓮、芒果一些平時舍不得吃的水果，可上周孩子發燒，自己脫不開身，讓前妻去接走了。

他的朋友圈都是兒子的照片，逛商場、景點打卡、野外露營，各種玩具和iPad。“什么都要讓他最好。”高旭東覺得自己童年苦澀，不想讓孩子再有這個遺憾。離婚的時候孩子5歲，他也只有在過年，或者是疫情停發快遞時，能歇下來陪陪孩子。

“辭職是不可能的，這個年紀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。”快遞員張文道也是為了兒子，打算再送4年快遞，到60歲去做保安、保潔，干到干不動為止。他的兒子28歲，還沒談下對象，十多年前夫妻倆為他在縣城買好了婚房，一百多平，去年裝修又花了十幾萬，“車子、房子、彩禮都要錢”。

張文道20歲從河南老家到城市闖蕩，之前在報社送報紙，后來報紙停刊了，轉干快遞十多年。媳婦干保潔，都是零碎活，沒他收入高。兩人原本租了間平房，但離他的站點太遠，他又多拿出幾百塊，和同事6人一起擠著住。

他現在跑兩個人的線，常常忙到晚上11點。幾天前，他被派去另一條線取件，被質問為什么超時幾個小時，他只能解釋：“年輕人都走了，我來幫忙的，送貨都忙不開。”他聽說是因為附近有驛站關門了，單量才流到他這里。

這個春節，他和妻子都沒回老家，接了五六個人的線跑，說好的3倍工資最后變成了每天450元，他也挺知足。他幾乎全年無休，這段時間忙不過來，也得忙。有天中午快兩點，終于有時間坐下吃午飯，他找了片區附近最便宜的蘭州拉面館，沒吃幾口，兩個手機不停響起接單的消息。

去年有次單量太大，他沒顧上態度，被投訴“服務質量不過關”。他說，公司封了他的號，作為快遞員沒法申訴，借了親戚的證件繼續跑，工資都是打到對方賬戶上。今年年初，他聽到有消息在傳，快遞不好干了——以前貨送到發個短信就行，現在要打電話確認，必須響鈴10秒，否則被檢測到，要罰款。

●3月7日下午，張文道所在的站點。

投訴罰款不是一筆小數目。收到同一個收件人的投訴，第一次50，第二次200，如果直接投訴到郵管局，按照“新規”最高可以罰到3萬。高旭東最近一周接到十幾個投訴，其中就有個打到郵管局，罰了2000塊。他每月到賬有兩萬多，但等各個快遞柜、驛站、油錢那些一結完，剩下一萬出頭維持高成本的生活。之后的投訴罰款，不敢想象。

在他所在的城郊站點，投訴的基本都是年輕人。3月8日下午裝貨期間，高旭東又接到一單投訴，“怎么新規下來也不給我送到家？”他找驛站老板幫忙說情。老板是本地人，干巡防的，說話好使，才平息了這茬兒。驛站和超市老板尤其要維護好關系，很多糾紛得靠他們處理。有回高旭東存放的包裹找不到，超市老板翻了兩天監控幫他找出來，避免了賠償。

即便如此，投訴還是無可避免。一位站點負責人透露，暫時沒接到投訴，但原本總部就抓得越來越嚴，1萬單里有1個投訴，就要開始追查原因。對于之后是否被處罰、力度如何，年輕快遞員心里打鼓，就選擇先觀望一段時間。

另一位“三通一達”的快遞員說，他受不了長久以來的“亂罰款”，“新規”成了他離職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記得有次送一個大件，當著客戶面簽收后，客戶又打電話說包裹里的東西損壞了，他讓客戶找客服索賠，可很快就收到公司的投訴工單信息，說簽收未收到，要他賠償。但他跟客戶核實過，并沒有投訴，客戶還嘗試幫他解決，結果取消不了。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錯，他們沒時間復盤。如果金額不大，賠償是最簡單，也是他們最常選擇的。

為了能順利把當天的件送完，高旭東干脆忽視新規。“我先給人說好話，能理解就理解，理解不了，那就愛咋咋地。”在他看來，村里挨家挨戶送過去簡直是不可能的。也有村民在社交平臺上表示理解，說村里大部分門牌號都是錯開的，甚至沒有。還有人舉例自己家門牌32號，旁邊48號。

3月8日又是周五，接孩子的日子。高旭東緊趕慢趕，還是到了晚上七點多才收工。開在灑滿落日的回程路上，他終于留意到風景，“后面的夕陽又大又美，上班的人看不到。”說著笑起來。他在朋友圈寫過：“生活其實很簡單，過了今天就是明天。”

●3月8日晚，高旭東結束一天投遞，開在回網點的路上。